鞏俐之于張藝謀，就像周潤發之于吳宇森，黃渤之于寧浩。若要分開，不說唇亡齒寒，起碼也是自損三千。如此簡單的一則小故事，愣是“掛告狀的羊頭賣了中國社會面貌的狗肉”：執拗淳樸的秋菊，從村告到到鄉，縣，市，張藝謀用紀錄片的方式，不但保住了假定敘事，還愣是完成了安東尼奧尼式《中國》的時代記錄，這種“利在千秋”，是隨著年代增加而逐漸發酵的，這是大格局方面。說回故事，影片一開始就建立了秋菊與村長的“對立”，但卻都互相不完全撕破，哪怕是狀都告到了市中院，兩家人之間還是非常平和的相處，說事，甚至施救。兩個犟人，互不讓步，生死面前，不計前嫌。最感一幕，秋菊產后抱兒到村長家邀請，兩人矛盾仍在，村長嘴上說不去，隨口就讓家人快去柴，把炕燒熱。這刀子嘴豆腐心，怎么讓人恨的起來？張藝謀巧借角色性格，替公家扳回了顏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