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暴力史大幅前溯至幼年，拋棄對已知結果的求證必然，以更為靈活自由的創作姿態為過程中的未知尋找契合的板塊，如社會性別身份被錯誤認知之后，如何使歸順與反抗的共有身體得以存活。問題之下一定程度需轉入家庭：在暴力與宗教同時施壓（形式上則以音樂與畫面的不斷拉扯為呼應）的環境內，“愛”的施舍/需求的滿足被定義為病態——因此母親重新伸出橄欖枝試圖和解有一絲自我審判的荒誕意味，而當被告誡只有個體能夠完全代替宗教成為信仰對象動作方才成立時，文化畸變由此產生。于是男孩以肉身為武器開始向權威攤牌，此時言語已成為無足輕重的物件，而只有當其最后成功轉移成為符號，某種成型的意義同時被灌輸（口號為旗幟服務）之后，這股渴望成長的恐怖力量才會顯露真身。